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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西方媒体关于华为的报导大多是负面的?

时间:2019-03-06 作者:Junko Yoshida 阅读:
在评判或是选边站之前,让我们想想我们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华为──也解释这如何让西方媒体很难在言论上保持冷静。

身为一个科技记者,报导华为(Huawei)是一件最棘手的任务,特别是全球舆论对这家公司的批判满天飞的此刻。

我不认为自己很了解华为,甚至连这家公司名称的发音都念不好;不过我很幸运曾有机会拜访华为在中国深圳的总部,并且与该公司消费者业务首席战略官邵洋(Shao Yang)在两场不同的采访中,有过话题广泛的谈话。

我也曾经在深圳采访新创公司的工程师时,听到他们把华为视为模范企业;有些人甚至认为,准备好睡袋在办公室待一整晚没有什么错,为了解决问题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这就是「华为精神」(Huawei-way)。

相较于那些熟悉华为的记者同业,我的中国经验有限,但我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看到过这家公司较不为人知(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的另一面──还记得在2013年,我有一篇报导提及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劣势者」(underdog),其中写道:

「诞生于1987年的华为从一家在中国农村贩卖电话交换机设备的经销商,摇身变成今日年营收达340亿美元的全球电信设备大厂,其成功故事在中国商业界总被爱国主义者与钦羡者一再传颂。」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克服重重困难」而崛起的华为,就是现代(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写照。通常被竞争对手称为「狼群」的华为工程师,下定决心证明世界对他们的看法是错的(甚至当世界说他们是对的);他们顽强地成长茁壮。在华为内部,「克服重重困难」的传统精神让员工燃起「劣势者」的斗志,驱使他们更加努力工作。

当我在西方媒体读到关于华为的报导大多是负面──甚至是鄙视──时,我可以想象中国民众亲眼看到那些内容的感受;如果你是中国人,怎会不挺身捍卫一个正港「民族英雄」?

产生负面报导的四个原因

在评判或是选边站之前,让我们想想我们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华为──也解释这如何让西方媒体很难在言论上保持冷静。

首先,西方媒体很少有机会与华为高层对谈;更重要的是,华为并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华为通常会举办盛大的媒体记者会,最近一次是在今年1月初于深圳举行,发表该公司称为「将全球运算性能推向新高度的业界最强Arm核心处理器」。不过当然,如此的大规模记者会,与这家中国巨擘提供媒体与高层主管亲近互动的机会,还是大不相同。

20190304_Huawei_NT31P1

华为于1月初在深圳举办鲲鹏(Kunpeng) 920服务器处理器发表会。

其次,华为被猜疑与指控的罪名涵盖很多方面,包括华为员工窃取IP、公司创办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还有据说华为在其网络设备中偷偷建立了「后门」,以及该公司违反美国的制裁令与伊朗有生意往来…等等。

虽然这些都是严肃的问题,却也是各自分开的事件;要一一探讨会是大工程,特别是很难取得华为的观点。因此对媒体来说,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所有这些猜疑指控绑在一起,包装成一个大的「华为恐慌」或是「华为威胁」的故事。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那些针对华为的指控在特定方面仍然缺乏有力证据。例如华为真的受政府操控吗?还有华为究竟在网络设备里放了什么「后门」?这些我们就是不知道。

第四,最后,要破解情报单位实际上对华为的了解并不容易。如果情报单位不能把掌握到的所有信息保密,情报工作本身就不会非常有效。

华为是中国政府「特务」?

最近我听过最精彩的访问──我同事Rick Merritt (编按:EE Times硅谷采访中心主任)强烈推荐──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节目《Fresh Air》主持人Terry Gross与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国家安全记者David Sanger的对谈(编按:在2019年1月31日播出,点此收听)。Sanger撰写了一本探讨网络战、网络破坏行动的书籍《完美武器》(The Perfect Weapon),清楚地分析了华为的问题。

在访谈中,Sanger提到中国政府在两年前由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布的一项新法令(编按:《网络安全法》);根据该法令,所有的中国企业──特别是电信业者──必须对政府提供被要求的数据(编按:《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八条 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这显然会让华为看起来不像是个优良国际公民,因为无论该公司做什么,都必须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就算华为否认自己有任何危害,中国政府对该公司的束缚,会很让西方国家很难确定他们是在跟一家私人公司,还是北京政府的「特务」打交道。

不久前我还在《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 Week)读到一篇报导,叙述钻石玻璃(Diamond glass)──据说可让手机屏幕几乎坚不可摧──发明人的一段紧张刺激的经历;当事人表示,在华为尝试窃取他的技术机密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请他配合侦查,在身上佩带监视装置,于国际消费性电子展(CES)录下与华为代表的对话。在此同时,《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也在「一段安全距离」之外见识了FBI的「卧底行动」。

这听起来像是业余爱好者在玩的间谍游戏,而且显然失败了。无论如何,根据该篇《彭博商业周刊》报导,FBI在1月28日突袭华为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San Diego)的据点,两位FBI探员与一位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并在当天晚上透过电话向钻石玻璃发明人简报情况;而「FBI探员以模糊的术语描述了搜查令的范围,」并指示发明人「不要再进一步与华为有接触。」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FBI与华为之间还会发生什么,以上报导透露了一些线索。首先,美国联邦政府显然正在逐渐扩大行动,尝试抓住华为的小辫子;其次,美国的新闻媒体看来正加速讨伐华为的行动、甚至参与了报导;第三,像那样的报导加剧了在西方已经被接受的叙事:华为不光明正大。

华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表面上的,甚至用大规模的公关活动都无法改变这家中国巨擘的困局。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被逮捕的事件,让华为(以及中国)陷入绝境;更糟的是,美国总统让情势政治化──对华为违反伊朗制裁法令的指控,成为川普(Trump)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

美国与中国的商业社群都吓坏了。华为财务长被逮捕(还有随后被中国逮捕的几个加拿大人)的事件,使得一些西方企业的高层延迟了前往中国的差旅。还有小道消息指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的人员要求中国企业的高层在入境美国时出示微信(WeChat)的联络人名单。

在两个阵营之间的任何误解中,透明永远会是最有效的良药,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恶化到彼此不存在信任的程度,透明只是空想。

老实说,我甚至想象不出一个解决方案,充其量能提供的就只有透明以及客观,后者来自得为这场混乱负起部分责任的媒体。如果两国政府无法理清自己的行为,媒体可以;我们应该保持关注,应该要致力于与中国对话、报导中国,尽我们的力量将不同阵营之间的差异摊开在阳光下──如人们所说,这是最好的杀菌方法。

(原文发表于ASPENCORE旗下EDN姐妹媒体EETimes,参考链接:Huawei’s Media Mess,编译:Judith Cheng,EETTaiwan;本文同步刊登于电子工程专辑杂志2019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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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ko Yoshida
ASPENCORE全球联席总编辑,首席国际特派记者。曾任把口记者(beat reporter)和EE Times主编的Junko Yoshida现在把更多时间用来报道全球电子行业,尤其关注中国。 她的关注重点一直是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新一代消费电子产品往往诞生于此。 她现在正在增加对中国半导体制造商的报道,撰写关于晶圆厂和无晶圆厂制造商的规划。 此外,她还为EE Times的Designlines栏目提供汽车、物联网和无线/网络服务相关内容。 自1990年以来,她一直在为EE Times提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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